周劼朋友圈炫富暴露地方腐败特点

热点要闻 08-06 阅读:7768 评论:0

近日,江西国控公司员工周劼在微信敌人圈炫富一事一直引发舆论关注,家中有后盾、互相关心走后门等言论让地方糜烂问题再度强势闯入公众视野。

关于地方糜烂,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房宁在过来多年间曾做过大量相关调研。本文节选自2021年不雅察者网就地方糜烂问题与房宁进行的对谈。

不雅察者网:根据您调研局部公务员每月的失常支出多于失常收入,这个赤字他们是怎么弥补的?

房宁:有三个办法。

第一,运营活动。比如他们会炒股,搞投资理财,或者开个小店铺之类。关于这一点似乎证实了一些民间风闻,就是在一般县城里街道两旁的铺面门店,大多是公务员家开的。

第二,一家两制。就是两口子不克不及都是公务员,必需有一个在体制外。在体制外多挣一些补助家用。关于这一点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朝里有人好经商”。

第三,家族支持。关于这一点我在调研中遇到过有数案例。和你分享一个我2006年在浙江调研时了解到的事儿。

过后有一个乡领导班子被一锅端了,一个县里的干部临危受命,被派到那里任乡长。来之前,他父亲主持召开一个家庭会议,让他过来后一定把工作做好。为了解除他的后顾之忧,家族决议出钱帮助他。他父亲和姐姐每年给他20万元,10万用于补助自家生存,10万支持他开展工作。他告诉我,来到乡里后,他常常访贫问苦,联系群众;探访老党员、老干部、艰辛群众时,他常常手握三、五百元,一握“温暖”就送出去了。

……

不雅察者网:关于行贿受贿,我之前翻到过一些论文,有学者研究反腐静止,却认为“适当的糜烂是中国经济稳定发展的润滑剂”。不知道您怎么看这不雅点?

房宁:这可能是对事实的一种无法,“水至清则无鱼”嘛。但是我认为咱们社会在道德层面上是不克不及接受这个等而下之的设定的。在道义原则上,咱们还是要有坚守。

再说了,你很难确定它的界限——什么时候,贿赂多少,它能起到“润滑”而非破坏作用?这个界限,谁能说得清,把握得了?有的人可能会说,如果贿赂的钱小小不言的,就当是个调味品,无伤大雅。问题是行贿到多少算是无伤大雅?五万、十万还是一百万?这个根本说不清。

当然,如果深化地讲,反贪污贿赂还是需要进行有数深化的学术研究的。这里面有很复杂的学术问题,不是内行是不明利剑的。

……

不雅察者网:在世界多地都存在“政商旋转门”问题,同时不少是双向的,管理人员从政界流入商界,或从商界流入政界。“旋转门”问题,咱国内也有,不过一般来看单向居多,比如如今不少政府官员辞职或退休后,会去一些大的私企就任。您如何样看待这一情况?

房宁:是的,在国外这种事情很多。这也是约束官员退职期间行为的一种方式。在日本管政府官员临近退休或退休后到大企业任职叫“天神下凡”。咱们并不完全否认“政商旋转门”这个概念,地点以前也提到过领导干部的职业配景问题,在这方面也做出一些尝试和努力。

政府官员是社会事务、政治事务的管理者,而大量的社会事务、政治事务来自于社会,如果各个社会领域中的杰出的精英人士转入政府工作,未尝不是一件坏事。比如管理企业的专家,让他们换一个更大的范围去管理,他们也是有可能照样做得好的。

现在东方国家很多优秀的政府官员来自企业。这些企业家从政以后有两个长处弥足珍贵——一是非常务虚,二是有本钞票意识。

和其他领域、专业的人相比,这些企业家特别强调从实际出发,条件意识特别强——有多少条件干多少事,不好高骛远、不逾越事实。

本钞票意识方面,运营企业简单说来最基本的就是看投入-产出,企业家们一定要算本钞票的,他们不会说“不计本钞票”。现在很多干部本钞票意识很低,爱说“不吝一切代价”。实际上根本就不是那么一回事。“不吝一切代价”,怎么可能呢?!凡事都是有代价的,你在这个地方付出代价,相应地,对其他方面的投入就会少了。毕竟东西不是凭空冒出来的。

咱们今天仍讲“集中力量办大事”,这话其实也要分两方面看,因为你集中力量办这件事,其他一些事可能就没有办或没有办妥。特殊情况下,咱们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但这不克不及成为常态,因为这是一种强化体制。长此以往容易形成发展的不服衡。

不雅察者网:您刚主要讲的是从企业转到政府,现在也存在一些从政府转到企业的情况,入职后负责维护企业和政府的关系,有些不雅点认为其中存在“政商合谋”的可能。现实上呢?

房宁:政府官员转到企业,这个当然也不克不及简单否认。在管理层面,很多理念、经验是相通的,同时一般来说,在我国政府管理的申请和水平还是比拟高的,特别是和民企比,政府机关工作的申请更高、更标准。就我的不雅察,从地点部委历练出来的人,他们对政策的理解、执行力和人事管理才能还是很强的。

当然,从反糜烂角度讲,为了幸免所谓的公共权力的溢出效应,国家推出了一些回避制度,比如《公务员法》就有规定,“公务员辞去公职或者退休的,原系领导成员的公务员在离职三年内,其他公务员在离职两年内,不得到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任职,不得从事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营利性活动。”这也是十分须要的。

……

不雅察者网:咱中国这么大,每个地方发展情况纷歧样,可能对应的解决措施也纷歧样。您这么多地方走上去,有没有发现糜烂或反腐也呈现出地区差不性?

房宁:在中国,廉洁的情况、糜烂的情况肯定是有地区差不性的。经济发达的地域,公务员各方面的待遇和整体文化素质绝对较好,制度环境也比拟好,自然糜烂情况绝对少;经济落后、管理比拟粗放的地域,糜烂问题更普遍、更严重。就我个人的不雅察,绝对而言,上海和深圳是中国营商环境最好的,也有比拟好的、绝对清廉的公务员队伍。

不雅察者网:有没有可能跟本地科技应用发展有关?现在大城市很多政务效劳都电子化、透明化。

房宁:政务公开、电子政务肯定是促进廉洁政治、廉洁政府的重要手段,但人和人的不雅念也许更重要。

就我个人经历而言,2001年我一到社科院政治学所工作就接触到了政务公开,记得第一次出差就是随咱们所一个课题组去河南焦作不雅摩那里的行政效劳大厅。后来对此持续有关注,也参加过“智慧城市”的研究。从全国情况来看,搞得最知名,成为全国政务公开、电子政务榜样城市的恰恰不是上海、深圳;但差不多被认为是政务公开和电子政务搞得最好,成为榜样的阿谁城市,前些年恰恰出了大问题。

在电子因素之外,为什么上海和深圳还能治理得比拟好,这确实还需要好好研究。在我个人看来,上海的重要原因在于不雅念和文化方面的,深圳则有更为复杂的原因——深圳是个新兴城市,大局部都是外来人。

这是个很重要的原因,毕竟中国如今绝大局部地域仍存在费孝通先生所讲的“差序格局”,仍然是“人情社会”。很多糜烂是以人脉、家族、同乡为基础的,而深圳大多是南来北往的人,基本上打破了传统意义上的“差序格局”。

不的就是所谓“小政府、大社会”的因素。“小政府、大社会”其实是个理想化的概念,无论东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真能做到这一点都很难。但深圳由于是一个短期内崛起的新兴城市,40年里从一个边陲小镇一跃成为发达的国际大都会,这在人类城市发展史上恐怕是空前绝后的。

深圳的同志讲,如今的深圳地域在40多年前还是宝安县,最高长官就是宝安县委书记、县长,深圳建特区外来的企业或全国各地下海闯天下的,哪一个不比本地人牛?!大多都是有配景、都有来路。而宝安县政府从各种意义上都是“小”的,谁都惹不起,所以姿态放得特别低,从始至终就是一个天生的“效劳型政府”。几十年上去,这样特殊的历史培养了深圳良好的营商环境和务虚、进取、平等的政治生态、政治文化。

说到糜烂,说到糜烂地区性,持续以来人们对于西南议论不少,以至于有“投资不过山海关”、“关门打狗”之类的说法。对于西南,我也有些了解,这些年也跑了不少。当然,我对西南的了解还不敷深化,比起对“长三角”、“珠三角”的了解差异少。

的确,西南现在出事的干部很多,看下来好像比边疆更糜烂,因此有人得出印象认为西南干部素质比边疆官员差。根据我的了解和判断,情况并非如此。西南的糜烂景象不克不及简单地归于干部素质;在我看来,西南的糜烂问题和它的经济发展类型更有关联。

说到这里,西南地域以及其他地域的糜烂问题也与政商关系、官商关系有关。众所周知,西南民营经济不发达。所以西南官员的贪污糜烂往往出在财政资金上。而财政资金是很容易被监管到的,说利剑了就是贪污财政的钱很容易被发现。西南的糜烂干部有数是打国家财政资金的主意,这岂不是很容易败事?只需认真查最后就一定是会被查到的!

而在边疆,特别是在西北沿海经济发达地域,更多的糜烂产生于官商之间的暗中勾结,有数糜烂干部是拿老板的钱,绝对而言就不大容易被发现。这也就是前面提及的,亲情包裹着的政商关系是很难监督的。这在韩国有个词特别传神,叫“政经粘黏”。

来源|不雅察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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